如果說士之能狂是魏晉人物與生俱來的特點，那么盛唐之狂則是遍及全社會的普遍文化現象。和魏晉相較，唐人之狂發自內心的本性之狂要多一些。也可以說是屬于天性的爛漫之狂。
《李白漫游記》
飛揚跋扈為誰雄：李白老杜 一對“狂友”
李白可謂天字第一號“狂人”。“我本楚狂人，鳳歌笑孔丘”、“被發之叟狂而癡，清晨臨流欲奚為”、“狂客落魄尚如此，何況壯士當群雄”、“今日逢君君不識，豈得不如佯狂人”、“誰人識此寶，竊笑有狂夫”、“一州笑我為狂客，少年往往來相譏”、“窺鏡不自識，況乃狂夫還”、“三杯容小阮，醉后發清狂。”這是他自己說的。“狂人”、“狂癡”、“狂客”、“狂夫”、“佯狂”、“清狂”，不一而足。他自喻的帶“狂”字的稱號就有這許多。李白的友人也直言不諱。杜甫說：“痛飲狂歌空度日，飛揚跋扈為誰雄。”又說：“不見李生久，佯狂真可哀。”還說：“昔年有狂客，號爾謫仙人。”這是引用“四明狂客”賀知章初見李白發出的驚嘆語，因讀《蜀道難》而稱其為被貶謫的仙人。后來詩人孟郊也說：“宋玉逞大句，李白飛狂才。”宋代的朱長文則說：“太白，狂士也。”宋人曾協亦云：“愛酒太白狂，耽詩少陵僻。”
在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，當時后世，無人不知李白是一位世所罕見的狂詩人。李白才高，本性天真，性情中原有狂放的一面。卻又嗜酒，便狂上加狂了。這樣的性格，自然不為世所容。所以杜甫始終擔心他的老友的處境，《不見》一詩不得已直抒胸臆：“世人皆欲殺，吾意獨憐才。”李白是因狂而不遇，復又因不遇而更狂。
《太白邀月》
李白的狂是盛唐的狂，盛唐人物原本都帶有三分狂氣，連謹慎小心“每飯不忘君”的“詩圣”杜甫，也自稱有過“放蕩齊趙間，裘馬頗清狂”的經歷。后來更寫了一首充滿狂意的《狂夫》詩，那是在浣花溪畔的成都草堂，舉家衣食無著，小兒子餓得面黃肌瘦，幾乎面臨要“填溝壑”的危險，卻寫出了“欲填溝壑唯疏放，自笑狂夫老更狂”的詩句。是呵，如果自己一分狂氣也無，怎么那般欣賞大他十一歲的狂友李白呢?
恰好我們在杜甫的另一首詩中又找到一條左證，就是作于唐高宗上元二年(675年)的《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》，第一首的開頭兩句便是：“江上被花腦不徹，無處告訴只顛狂。”然后首首不離花，其中四首有花又有酒。有花無酒的是最后三首——
黃師塔前江水東，春光懶困倚微風。
桃花一簇開無主，可愛深紅愛淺紅。
黃四娘家花滿蹊，千朵萬朵壓枝低。
留連戲蝶時時舞，自在嬌鶯恰恰啼。
不是愛花即肯死，只恐花盡老相催。
繁枝容易紛紛落，嫩葉商量細細開。
我們的老杜不僅以“癲狂”自詡，而且簡直是在寫艷情詩了。至于“顛狂”的原因，則是由于“無處告訴”，即無人可訴說，便自己尋花自己狂。難怪一位叫楊巨源的詩人留有如此詩句：“王維證時符水月，杜甫狂處遺天地。”當時后世人們只知道李白狂，豈知杜甫也狂得大有可觀呢。
杜甫
再看杜甫寫的《飲中八仙歌》，這是我幾十年來，每憶及此詩，都禁不住要大聲朗誦的詩篇。相信讀者也無人不闇熟此詩，但要不要和我一起再溫習誦念一遍?
知章騎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。
汝陽三斗始朝天，道逢曲車口流涎，
恨不移封向酒泉。左相日興費萬錢，
飲如長鯨吸百川，銜杯樂圣稱避賢。
宗之瀟灑美少年，舉觴白眼望青天，
皎如玉樹臨風前。蘇晉長齋繡佛前，
醉中往往愛逃禪。李白一斗詩百篇，
長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來不上船，
脫帽露頂王公前，揮毫落紙如云煙。
焦遂五斗方卓然，高談雄辯驚四筵。
每次誦念此詩，眼前都仿佛出現流水歡歡、樹動山迷、酒香馥郁、百花漫舞、眾仙飄逸的醉人景象。是飲中八仙歌，也是八仙狂飲圖，雖未就君飲，心已隨君醉了。
知章就是賀知章，亦即初見李白便呼為“謫仙人”的那位“四明狂客”，比李白大四十一歲。汝陽是唐玄宗的侄子汝陽郡王李琎，未及銜杯，路見酒麹已經流口水了。左相指天寶元年代理左丞相的李適之，為奸相李林甫所嫉，在位五年即罷去知政，因而狂飲釋悶，且賦詩自況：“避賢初罷相，樂圣且銜杯，為問門前客，今朝幾個來。”杜句“銜杯樂圣稱避賢”，即套用此詩的頭兩句。宗之系被貶金陵的侍御史崔宗之，吏部尚書崔日用的公子，嘗與李白詩酒唱和，現《李白集》中保留多首與崔有關的詩作。宗之作古之后，李白還有感舊詩寫道：“憶與崔宗之，白水弄素月。時過菊潭上，縱酒無消歇。”蘇晉其人則為開元時的進土，當過吏部侍郎，是信佛而不守戒律的一個狂士。焦遂名不見經傳，長安一布農耳，可知酒黨重情趣，并無貴賤之分。至于張旭，則是書法史上大名鼎鼎的“草圣”，《舊唐書》載：“時有吳郡張旭，亦與知章相善。旭善草書，而好酒，每醉后號呼狂走，索筆揮灑，變化無窮，若有神助，時人號為張顛。”妙的是“號呼狂走”四字，難怪得“張顛”之雅號。
杜甫像、李白像
此“八仙”的各種酒狂之態，絕非不懂狂不能狂不欣賞狂的人所能摹寫。所以杜甫在《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》一詩中坦露心聲，直接寫道：“惟吾最愛清狂客，百遍相看意未闌。”就是說，他不是一般的愛狂、喜歡狂，欣賞狂，而是狂的“最愛”，即使看一百遍也看不夠。
“拒不奉詔”底氣何在?
唐的開元天寶時期是多元文化達致鼎盛的開放時代，為詩人、作家、知識分子的恣意張狂，提供了適宜的環境和土壤。他們的狂，是多士之狂，是透心透肺的狂，是健康益智的狂，而沒有魏晉之狂的辟戾之氣。遙想張旭在“王公”面前“脫帽露頂”的狂態，賀知章在馬上暈暈乎乎，搖來晃去，而汝陽郡王李琎以為只有到酒泉去做官才稱心如意，再加上李白的以酒仙自居，拒不奉詔。千年后的我們在因狂會意之余，不知不覺笑得都樂了。精神生產者能夠狂態昂然，是健康社會的燭光。多士能狂是思想自由的彰顯。唐詩所以凌跨百代，后無來者，實得力于當時的文化開放和思想自由。
韓愈緣何得“狂”名?
中晚唐政治變亂頻仍，黨爭不已，狂士非無有，內涵和格局要拘迂得多。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，振衰啟運，以道統自命，固為不世出的文雄，但他的得“狂名”，竟緣于好為人師。柳宗元在給一個欲拜他為師的青年人的信里寫道：“孟子稱‘人之患在好為人師’，由魏晉氏以下，人益不事師。今之世，不聞有師，有輒嘩笑之，以為狂人。獨韓愈奮不顧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后學，作《師說》，因抗顏而為師。世果群怪聚罵，指目牽引，而增與為言辭，愈以是得狂名。”如此得“狂名”，這在韓愈可謂不期而遇，非始料之所及。因此他非常不服氣，特作《釋言》一篇加以解釋：“愈也不狂不愚，不蹈河而入火，病風而妄罵，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。”不過韓愈在“狂”的問題上似乎很矛盾，他意識到自己“狂”的例證也多有。他在《祭河南張員外文》一文中，就坦承：“余戇而狂，年未三紀，乘氣加人，無挾自恃。”看來韓愈似亦并不以“狂”為意為忤為忌，而是多少有些以狂自居自傲的意思呢。
不過韓愈確有過一次“狂”的經歷。一次與友人登華山，竟攀援至山頂，自己知道返回不能，便寫好遺書，“發狂慟哭”。韓愈不愧氣魄蓋世的豪杰之士，危難之際痛哭也不無忘“發狂”。當然后來還是下來了，華陰縣令不知想出多少辦法，才救了韓愈一命。本來談不上狂，因為性格倔強，思想獨立，不肯隨順潮流，便被世人目之為狂，唐以后千年以還的中國世風大率如此。
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、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、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劉夢溪。
關鍵詞：韓愈,國學人物
